金秋十月，举国欢庆，在新中国迎来七十华诞之际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，屹立于世界之林，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愿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，国泰民安、天下和顺都要以教育为本，即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。

在《论语》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：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，弟子冉有为他驾车。到了卫国，孔子看见街上人来人往、摩肩接踵，便感叹说：“这里的人真多呀！”冉有说：“人口已经够多了，还要再做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使他们富起来。”冉有说：“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教之。”

教之，教什么？怎样教呢？这就得细细揣摩“教育”二字的本义。

在汉字中，“教”的本义是上行下效，“育”的本义是“养子使作善也”。在西方，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te，前缀“e”有“出”的意思，意为“引出”或“导出”，即通过一定的手段，把某种本来潜在于人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。综合中西方文化对“教育”的解释，可以发现：教育之根本目的，在于引发人心中本有的善念，长善救失，而教育之方式就是上行下效，循循善诱。

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是圣贤教育，“读书志在圣贤”。在中国古人看来，教育没有其他，就是教人怎么做人，怎样与人和谐相处，怎样在社会上生存发展、趋吉避凶，怎样做一个好人，终极目标就是成圣成贤。成就一个人，就能成就一个家；成就一个家，就能成就一个国。真正做好教育，必能实现长治久安。

圣贤教育都是围绕人伦（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）展开，其纲领在于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这四科归纳起来，就是“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”这十二个德目。而“孝悌”，也就是“孝敬”，是一切德目的基础，是做人的根本。

圣贤教育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，一切都从自己修身做起。正如《大学》所说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这是顺乎天理与人性的一套完整的系统。由“内圣”而“外王”，自己本身修养好了，推而广之，影响周遭的一切人，最终达到的目的是“平天下”。“平天下”就是“平和天下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全世界人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达到这个阶段，就是世界和平。

中国历代明君高度重视圣贤教育，而他们要求人民做到的，自己都先做到。譬如上古时期的虞舜，他还是平民的时候，处处以身作则，给世人做孝悌的榜样，所到之处，都能带动当地民风向善；做了国君后，以五常（即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）教导人民，并让贵族子弟学习礼乐，让未来的国家管理者从小养成良好的人品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云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。”孟子所言之意，即人生在世，只知饱食终日，不讲礼义人伦，就跟禽兽没有二致。所以圣人虞舜忧之，故而让契掌管文教，在全国推行五常之教，使人人知礼义廉耻，因而才出现了人们互相谦让、互相敬爱、民风淳厚、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天下大治局面。

虞舜从自己的修身开始，上行下效，把人民都教好了，人人向善，所以《新语·无为》曰：“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，而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，教化使然也。”就是说尧舜时期的人一个个都可以封官，而夏桀、商纣时期的人一个个都该杀，这是教育与不教育造成的。

再来看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周朝，国运延续了八百六十年，靠的就是圣贤教育。周朝的典章制度对培养太子、培养接班人很严格，诚敬到极处。周朝开国皇帝周文王的母亲太任，她怀文王的时候，“目不视恶色，耳不闻淫声，口不出傲言”。怀孕期间她就非常谨慎，言行举止端庄得体，怕影响胎儿，要给他纯善纯净的感受，不能有邪念、有恶念。小孩出生之后，跟他接触的人都要端庄有礼，让小孩耳濡目染，从小接受礼义的熏陶。

周武王过世的时候，太子成王才十岁，周朝就立三老、三公，即太保、太傅、太师，做太子的老师，太保负责太子的日常生活，太傅教伦理道德，太师教知识。三个老师都了不起，太保召公、太傅周公、太师姜太公都是德行出众的好老师。

除了这三个老师之外，太子还有三个教练，叫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跟太子生活在一起，督促他把老师教的东西落实在生活中，一直帮助太子成年，成为圣贤君子。所以太子即位后，就懂得怎样教导人民、管理好国家，实现长治久安。

周朝历代君王都奉行圣贤之道，遵循周公制定的《周礼》治国，崇德兴仁，君明臣良，国运长盛不衰，垂拱而治。只是到了周朝后期，周幽王抛弃圣教，荒淫无度，溺爱酒色，失信于民，周朝才逐渐走向衰亡。

到了春秋，诸侯争霸，礼崩乐坏。孔子应劫而生，忧国忧民，虽一生志在复兴周礼、光复圣教，但诸侯只对权谋感兴趣，圣人也无奈其何。

战国时期，“上下交征利”，谋士卫鞅到秦国寻求发展，他初见秦孝公时，用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这些明君圣王治国的方法劝说秦孝公，但是秦孝公对圣贤之道不感兴趣，还一边听一边打瞌睡。

善于察言观色的卫鞅就投其所好，给秦孝公专讲春秋五霸如何富国强兵、如何成就霸业的方法。急功近利、野心勃勃的秦孝公一下就有了精神头，津津有味的听了好几天也不觉得厌烦。

后来秦国任用了卫鞅（即商鞅），一直采用严酷的律法治国，虽然短时间让秦国强大起来，到秦始皇时还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，但由于摒弃圣教，焚书坑儒，施行暴政不得人心，秦朝仅存在十五年就灭了国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。

到了汉朝，帝王汲取前朝亡国的教训，重兴圣贤教育，施行仁政，以德化民，并设立太学，弘扬儒家思想，实现了国家的中兴。

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唐太宗即位时，命人收集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晋朝这两千五百年间的古籍，把古圣先贤关于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教诲统统抄录下来，汇编成五十余万言的《群书治要》一书。

唐太宗从自己做起，带领文武百官学习此书，依照《群书治要》里的方法治国理政，开创了大唐盛世，《群书治要》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治国宝典。

纵观历史，可以发现，圣教的兴衰关乎国家的命运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提出，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，需要中国的孔孟学说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得到重视和复兴的今天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纪。

盛世华章，喜迎神州重辉日；木铎金声，祈愿圣教助腾飞！